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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有光:在小康之后 更多的财富未必能够增加快乐

网易研究局NO.374作者|黄有光(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著名经济学家)本文独家首发自网易研究局(微信ID:wyyjj163)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根据报道,一个农村女孩王

 网易研究局NO.374

作者|黄有光(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著名经济学家)

本文独家首发自网易研究局(微信ID:wyyjj163)

黄有光:中国经济能以5-6%的高速增长很长时间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 著名经济学家黄有光

根据报道,一个农村女孩王心仪以707分(满分750分)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,她曾写过一篇文章,称要“感谢贫穷”,再次引发了大众对贫富差距的关注。

中国经济随着改革开放而高速发展,但贫富差距也随之大量增加。虽然难以完全避免这结果,却须要设法减低。中央政府也知道这个重要性。收入不平等的基尼系数,在多年大量上升之后,这几年已经大致维持在高水平,没有明显继续增加。不过,也有学者认为官方的数据低估真正的不平等程度。本文讨论有关不平等的一些比较被忽视的面相。

王心仪说,‘感谢贫穷,你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满足,让我能够零距离地接触自然的美丽与奇妙,享受这上天的恩惠与祝福。’没错,贫穷以及其他方面的匮乏,甚至痛苦本身,都可能有一些积极的作用,使我们能够更好地体会正面的东西。不过,我们不可以说,既然穷人都要感谢贫穷,那么贫穷就不是一个问题,不必去解决贫穷与贫富差距的问题。

王心仪无疑是一位杰出人才,能够出贫穷而不屈不挠不怨,并能走向成功。然而,贫穷,尤其是极端的贫穷,对绝大多数孩子是会造成巨大伤害的,包括对身心健康与学业与事业的发展等方面。在这方面,有很多研究论证。贫穷条件下的母亲,甚至对胎儿也有重要的负面影响。【详见American Economic Review  2018年4月号Persson与Rossin-Slater的文章。 】 因此,我们一方面可以对于那些面对贫穷的人们,用王心仪的例子来鼓励他们,但另外一方面,对于政府与社会,我们却不应该用王心仪的例子来论证贫穷问题的不重要性。这不是错误的双重标准,而是类似‘对己从严,对人从宽’的正确态度。

相对于贫穷的一些积极作用,是富有的一些负面作用。从小在富有家庭长大的孩子,多数会有暴弃天珍的倾向,很难养成节俭的好习惯,不大会珍惜与欣赏东西。这些大家都知道,但下文论述的一个道理,好像没有人说过。

显然的,绝对的贫穷会造成难以克服与补救的重大负作用。因此,避免绝对贫穷是非常重要的。但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,财富与消费并不能带来绝对意义上的快乐。人们还是要更多的财富,这主要是人际之间的相互攀比,以及自己与以前的比较。条件比以前好了,会感到快乐。也可以说,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,除了人际攀比,不是财富与消费水平带来快乐,而是水平(包括质量)的增加带来快乐。

由于上述动态增加的重要,在温饱小康水平之后,相对贫穷有一个优点。如果你从小在相对贫穷的家庭长大,但不是贫穷到严重影响你的身心健康,那么你可以在继续提高经济水平的过程中,享受水平提高的快乐。相反地,那些富有家庭出身的孩子,一开始就已经习惯于很高水平的丰衣足食,就很难在人生的漫长过程中,能够不断提高水平而得到快乐。因此,笔者在教‘幸福与公共政策’的课时,就对学生们说,‘我们多数属于中等水平,我们是最幸运的一群。我们的身心健康大致没有因为极端贫穷而被伤害。我们也不像那些富家子弟,他们不能像我们这样,能够在不断增加水平的过程中得到快乐。因此,我们不必羡慕那些很富有的孩子,以快乐的可能性而已,比起我们,他们实际上是可怜的!

因此,富有的与在争取成为富人的人们应该认识到,在小康之后,更多的财富未必能够增加快乐,尤其是很可能给下一代带来负作用。即使对这一代本身,很多快乐研究(包括香港何泺生教授所做的)显示,不快乐者占总数的比例,当收入从低与中等水平增加到高水平时,比例减少,但当收入从高增加到更高水平时,这不快乐的比例反而大量增加。因此,为了追求很高的财富而牺牲其他对快乐更加重要的东西,是很不明智的。

另外一个很有启示性的事实是,现在很昂贵的龙虾,在十九世纪时是非常便宜的,便宜到有钱人不吃龙虾,龙虾当时主要是穷人与监狱里的犯人吃的。甚至经常有犯人与佣人要求每星期不可以吃超过三次龙虾的事情。那时,有钱人喜爱吃鸡肉,因为当时鸡肉很贵。现在情形相反,龙虾由于稀缺而昂贵,鸡肉由于工厂式养鸡而便宜。因此,现在是富人吃龙虾,穷人吃鸡肉。这件事显示,追求极高收入,追求昂贵、名牌、豪华等,实际上没有很大的真正意义。在小康水平之后,应该追求超越物质的其他更加真正可贵的东西,包括慈善、知识、利他、环保等对社会更有利的东西。【关于近年在牛津大学开始的‘有效利他主义’运动,见笔者本月初在本栏的‘如何更好地增加整体福祉’一文。】

当然,更加值得同情与帮助的是那些极端贫穷的,减少以至完全铲除绝对贫穷应该是社会的重要任务。其次是减少过分的不平等,增加社会和谐。很多经济学者不反对帮助穷人与增加平等,但他们多数过高估计达到这些目的的措施(例如多抽富人的税,多补贴穷人)的成本,认为有很大的反激励作用。有如笔者12月底在本栏‘特朗普太重视GDP减税会加重各国恶性竞争’一文所论述,这些主流经济学分析,忽略了多数生产与消费的破坏环境的作用,也忽略了人际攀比,以及过度物质主义或消费主义的倾向等因素。考虑了这些因素,绝大多数像收入税与消费税,不但没有造成超额负担,反而是对经济有纠正作用,有负的超额负担,或正的增加效率的作用。因此,用于除贫、增加平等、保护环境等措施的成本,远远低于多数经济学者的估计,社会应该大量增加在这些方面的支出。 2018年8月8日星期三

作者黄有光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(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)教授、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、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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