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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0后战地摄影师在缅甸:最多只能保证自己活着

因为心里有些对士兵的天然恐惧,我买了两条烟和酒送给他们。士兵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血,年纪大点的金卡利很慈祥,让我想起我爷爷;十几岁的阿超,稚气未脱,还经常和小孩一起抽陀

 因为心里有些对士兵的天然恐惧,我买了两条烟和酒送给他们。士兵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血,年纪大点的金卡利很慈祥,让我想起我爷爷;十几岁的阿超,稚气未脱,还经常和小孩一起抽陀螺玩,相处很融洽。

赵明。去年12月,刚毕业的他辞掉工作,前往缅北战场,成为一名战地摄影师。受访者供图

文|新京报记者 张艳东 编辑|苏晓明

校对|郭利琴

?本文约3271字,阅读全文约需6分钟

有段日子,赵明每天都在做噩梦。梦里他是缅甸克钦独立军的一员士兵,在阵地的最前沿,缅甸政府军的坦克从战壕碾过,炸弹在离他不远处爆炸。他爬起来,沙尘之下,到处都是残缺不全的尸首。

阵地沦陷了,几名战士拿冲锋枪指着他,大声喊叫着他听不懂的话。赵明赶忙举起双手,用中文喊,别开枪,我投降。就在这时,对方突然开始溃逃——独立军又夺回了阵地。

“完了,我是逃兵,要被处决了。”赵明惊醒,天还没亮。

赵明(左一)在当地戒毒所,采访几个以贩养吸的毒贩。

赵明的噩梦是现实的映照。从去年12月份开始,刚从大学毕业的他,先后进入缅甸民主同盟军、克钦独立军的阵地和难民营,用镜头记录缅甸北部战场。

起初,他只是出于好奇去拍摄中缅边境的难民小学。但由于对战地记者的憧憬,他进入了缅北地区,断断续续拍摄了近一年的时间,采访了独立武装士兵、难民和戒毒所服刑人员。

“我不是什么战地记者,我根本没见过真正的战场”,生于1992年的赵明听人说起过,有些摄影师,在被军队逮捕时依然在怒吼,他们愿意把命搁在这,只为了把这里发生的事传递给世人。“起初我也这么想,但我后来发现,我什么也改变不了,最多只能保证自己活着。”

一名在战斗中失去左腿的士兵。

(一)

去年年底,一个朋友告诉我,他在中缅边境的难民营小学支教,这里上课都能听到火炮和枪声。问我愿不愿意过来拍摄,我觉得挺酷的,就辞职过去了。

最先到达的地方,是云南省临沧市南伞镇的难民营。其实从这里再往南4公里,就是缅北战区的核心地带了。但刚到那里时,我依然完全没有战争的实感,只想按部就班地拍摄而已。

难民小学里的孩子正在学习。

小学在一个山顶上,周围是大片的树林。所谓“校舍”,其实就是个帐篷,用一块蓝色帆布和几十条树枝搭建而成,四面漏风,其实也是为了有光,孩子们就趴在碎木堆砌的书桌上学习,和蛇鼠、蚊虫为伍。

据不完全统计,整个缅北边境,16岁以下的失学儿童有2000多人。我所在的难民营只有60多个小孩,但难民却有3000人之多,我觉得费解,就去难民营询问。

缅甸果敢地区的战争已经持续了2年多,有些孩子死在了战争中,而逃出来的孩子们,要么早早嫁人,要不就出去打工。因为留在这,很可能会被缅甸的武装抓走充军。

采访一个支教老师时,她崩溃大哭,她所在班级的5个孩子被强制征兵了,那些孩子才十四五岁。“他们甚至不是当兵,就是去当炮灰!”作为老师,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孩子被抓走,她后来很快就离开了难民营,走时还发誓,再也不要回这个地方。

孩子们在难民营中玩着游击队游戏。

让我感到诧异的是,这里的孩子们依然很天真。调皮的男孩,每天用木头削成的手枪、用水瓶当手榴弹,玩着角色扮演类游戏,他们的表情、开枪架势和打暗号的手法,倒像极了专业军人。在缅北,真枪、军人早就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
孩子的父母说,“他们现在扛不动枪,被送到军官学校后也使用木枪演练,等到扛得动就会被送往战场,都是时间问题。”

孩子被送往军队,大人们大都选择了沉默,面对战争谁都无能为力,他们也不知道,何时自己就会惨遭横祸。

我采访的一位大姐,叫李英,一年多前,因为难民营的生活设施匮乏,她和丈夫想回家拿两个水桶,丈夫在前面探路,她看着安全,才会跟上去。但突然一声巨响,她踩到了地雷上,左腿失去了知觉。丈夫拨打了120,可急救中心说没办法去战区,丈夫只能用摩托车把她送到医院,最后保住了性命,代价是截掉了左肢。

自那以后,李英再也没回过缅甸老家,她回忆的时候都不敢相信,“战争离我竟然这么近”。刚截肢时,李英一度想要自杀。但她还有3个孩子需要抚养,最终就放弃了。

李英本想讨个公道,可同盟军和缅甸政府都不愿意为她负责,来回踢皮球。最后只能找到一家公益组织,才安上了假肢。

难民小学里的儿童。

(二)

听了越来越多难民的故事,我决定进入缅甸拉咱地区,那里是缅甸钦克独立军的大本营。

我当时就有一股劲儿,想把战争的情况传递出去,让全世界知道这里有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。也许就会有点什么不同呢。

经当地人带路,我们来到了战场的前哨站。这里有7名士兵把守,其中五人在营地驻扎,另外两个人则在前线的丛林区巡逻。2016年底开始,双方签订了休战协议,虽然有小范围的交火,但频率不高、也远不如战争电影惨烈。

因为心里有些对士兵的天然恐惧,我买了两条烟和酒送给他们。士兵们并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冷血,年纪大点的金卡利很慈祥,让我想起我爷爷;十几岁的阿超,稚气未脱,还经常和小孩一起抽陀螺玩,相处很融洽。

金卡利51岁了,兵龄5年,打仗后从没回过家,已经记不清回家的路了。前段时间他唯一的女儿结婚,没能回去,但他还开玩笑说,我女儿的老公我都不知道长得帅还是丑。他笑起来满脸的褶儿,连后槽牙都露出来了,特别可爱。

巡逻中的金卡利,后面的茅草房,就是他们的“掩体”。

夜幕降临后,我就开始害怕了。前哨站距政府军只有3公里不到,士兵睡觉时都抱着长枪,床下藏着一大袋子的手榴弹和炸弹,我根本睡不着。金卡利看出我紧张,还笑着说,“你睡吧,我们在周围埋了好多地雷,很安全。”

我彻底失眠了。

我走出去,看阿超正在外面举着手机四处乱晃,我问他在干嘛,他说在找信号,他想家了,想给爸妈打个电话,可那天他还是没找到。

阿超在山顶费力寻找信号。

阿超爱看书,他说如果没参军,一定会读好多好多的书。阿超当兵,只是为了让弟弟妹妹们能上得起学,这样他不仅能往家里打点钱,如果战死,家属还能领到约合人民币400—3500元的抚慰金。

那一夜我都没敢合眼,脑子里盘旋着电影里政府军偷袭营地的画面,我才20多岁,还不想死。我就这样一直哆嗦到天明。

在外面巡逻的士兵也一夜未眠,他们说,如果闭上眼,可能被迫击炮炸死。毕竟,他们自己在战场上,只要见到躺在地上的敌军,不管死没死都要冲着脑袋补一枪。想学电影男主角装死?现实里根本没用。

我突然间醒悟,他们的确是士兵,是死神。我想起金卡利跟我说的那句话——“鬼都怕我们当兵的”——背上直冒冷汗,腿也发软。

可当金卡利跟我说,他昨晚做梦,梦到抱着老婆一起睡觉,但醒来却发现自己抱着枪时,我又觉得他们真得好可怜。

金卡利从隔壁村庄领养了一只小猫,小猫成了迫击炮手阿超最好的玩伴,现在阿超一有时间就会抱着它。

(三)

在战场上牺牲,和家人生死相别,埋骨荒野,被野兽吃掉遗体,这是我能想象到最悲惨的事了。可从战争中活下来的人,也不一定幸运。

战区医院里,你根本看不到一个完整的人。断手断脚、眼球被炸飞是最常见的。

眼球被炸飞的伤员。

有一个退伍军人,两只眼睛都被炸没了,整个眼眶塌了下去,脸上有很多蓝色的斑点,是火药烧灼留下的痕迹。左手被炸没了,右手也少了两根指头。另一个伤兵,在大爆炸中失去了两条腿,靠着“两条右腿”——在战场中捡来的假肢——支撑着身体。风一吹,裤腿里空空荡荡的。

他们站在我镜头前,面无表情,特别平静。反倒是我握着相机的手,一直在哆嗦,摁都摁不住。

战地医院里的伤员。

后来,被炸掉双眼的伤员还跟我说,终于不用再上战场了,他得到了补助金,家里孩子也大了,这下老了也不发愁了。

突然地,我觉得特别无力。我想去了解这场战争的源头是什么,可网上只有相关历史的介绍,语焉不详。我问当地人,他们说特别简单,争夺玉矿啊,《纽约时报》把克钦称为“玉石与黄金之邦”。

可拿到这些玉又能怎么样?因为战乱,整个社会全毁了。毒品前些年本来禁止了,但由于战争的存在,政策没有被有效执行,吸毒在这里依然是常态。

有个叫恩光的戒毒人员,全家人只有他还活着,他本来是想通过挖玉石发财,但那时候沾染了毒品,没有人能劝他,吸了很多年,体重从120斤降到不到90。直到他发现身边吸毒的朋友都死了,才开始害怕,主动来戒毒所。

戒毒所里的恩光,他相信自己一定会活着出去,攒点钱,再娶一个老婆。

没人知道怎么停止战争,有人说万能的主(当地人普遍信仰基督教)可以。离开拉咱那天,正好是礼拜天,我遇到一名克钦士兵,他背着一只吉他,左手拿着红皮包裹的圣经,右手提着枪,行色匆忙,似乎是在赶往教堂。

政府控制区里,那些气宇轩昂的教堂,几乎被炮火摧毁殆尽。只有难民营里还剩下些简陋的教堂,这大概是他们精神世界不多的依靠了。